One red princeling Hu Shiying posted a photo of a private gathering of China's red princelings, in which a infamous red guard Song Yaowu appeared.
The party was hosted by Xi Jinping, then CCP Party Boss in Zhejiang Province. Others appeared in this photo includes Bo Xicheng (son of Bo Yibo and brother of Bo Xilai), Liu Yuan (son of Liu Shaoqi), Wang Qishan (son in law of Yao Yilin), Yang Li (daughter of Yang Shangkun), Chen Yuan (son of Chen Yun) among others. Song Yaowu is the women 4th from left in the front. Xi Jinping is 3rd from right in the second row.
So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d Guard Deng Rong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killed their teacher Bian Zhongyun, the first teacher to be killed by students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cident opened an era when red guard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take over schools by violence. Many more teachers w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e of those from whom Hu Jie got evidence was another teacher at the school, Lin Mang.In the film Lin states that the Red Guards beat Bian Zhongyun in a toilet room. He described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s a tall, thin girl. Lin also stated in the film that Red Guards forced him to carry Bian's body after her murder.
Based upon subsequent additional credible evidence received,the tall, thin girl who Lin saw beating Bian was Liu Tingting, daughter of Liu Shaoqi, the president of China.
徐静蕾的情人http://amocualg.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99.html老芒克、王朔、叶大鹰(这人是中共权贵子弟跟六四屠夫之一李鹏家族是亲家关系)、何平、三宝、郑均、张亚东、黄觉、韩寒、佟大为、姚秀强（信息时报编辑,后辞职在新浪网站当编辑）、李琛（徐静蕾的前经纪人）、、、、、、
个个都是找情人、包二奶、玩劈腿的男人
比如说翻墙软件，是美国政府联合一些技术人员制作的
然后中国政府又允许美国政府等的相关人员，在中国传播翻墙软件
但这些信息看了跟没看其实都一样，甚至包括维基解密的信息，看了跟没看其实都一样
因为中美政府会把那些不想让你看的信息
再通过其他技术屏蔽
比如
今天FT中文网又推出一则关于金融行业太子党的新闻
但是，即便使用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允许你用的翻墙软件，但也看不到上述新闻
西方投行中的中国“太子党”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557
（我写出来以后就又看到了，但是再打开又断了，也即其他人还是看不到）
2013年11月21日 07:23 AM
西方投行中的中国“太子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唐伟(Donald Tang)被派往香港，创办美国证劵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驻港办事处。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中国刚刚探索出公开上市股票这一借鉴资本主义的做法，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公司股票上市的竞争非常激烈。
唐伟希望在这个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中国内地长大，在美国学习，毕业之后就在刮起中国热的华尔街工作。然而，与很多其他加入大型投行的内地中国人不同的是，唐伟没有什么背景。
但在贝尔斯登这却不是问题——这家公司恰恰对自己毫无章法的圈外形象引以为豪。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吉米•凯恩(Jimmy Cayne)认为，唐伟具备在贝尔斯登大有作为所需要的渴望成功、意志坚定的品质。
唐伟或许没有家族关系，但他知道如何找到这样的人。他听说在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纽约办事处有个中国女人，她是中国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广东一位中共高官的女儿。唐伟知道，他希望任克英(Margaret Ren，见图右)加入他的团队。当她加入贝尔斯登香港办事处的时候，她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个“太子党”。
唐伟需要同样渴望成功的人。当时任克英在基德尔皮博迪的年薪是15万美元左右。但当她接受分配给她的职责，为贝尔斯登在香港拉来利润可观的上市业务时，她的部分报酬来自佣金。一位在香港和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银行家说：“她知道如何操作这个体系，她让整个体系运作起来，她是先驱者。”
当时赵紫阳被软禁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就一直处于软禁中。但唐伟深知，这让任克英在中国人眼中更有吸引力。他说：“去看她是表达对她公公的同情和尊敬的一种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任克英“开了先河”之后，美国投行招募的“太子党”（拥有家族关系的中国精英人士）越来越多。所有美国大银行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花旗集团(Citigroup)、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摩根大通(JPMorgan)。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前总理温家宝和朱镕基，都有儿女或者孙辈曾在外国投行或者它们的内地合资公司工作过。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曾供职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见上图右)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中文简称中金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曾是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公司。（2010年摩根士丹利将持有的中金股份卖给了德州太平洋集团(TPG)和Kohlberg Kravis Roberts（简称KKR）。）
但帮助中国国企上市那种数十亿美元大业务的时代结束了。太子党的时代也行将结束。
中共刚刚举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急切希望消除人们的一种看法，即特权精英阶层从30年改革中获得了超常的好处。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宣称要严惩官员腐败。
美国证交会(SEC)对摩根大通聘用两位出身名门的中国内地人开展的调查，也可能加速太子党时代的结束。SEC正在调查，聘用他们是不是为了从中国铁道部和中国“第二梯队”银行光大银行(Everbright Bank)获得利润丰厚的业务。
这一调查发现了一些内部文件，显示新聘用的人员与摩根大通努力赢取的业务有联系，让人质疑这些人获聘是任人唯贤还是仅仅因为他们的背景，如果是后者，则可能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摩根大通表示他们正在全力配合SEC。此外，江泽民、温家宝、朱镕基的后代及聘用他们的投行，都没有被指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很多人认为，SEC对摩根大通聘用太子党的调查将不会有什么结果。
可能会让这类调查更加复杂的事实是，很多太子党都具备卓越的资历，比如常春藤(Ivy League)教育背景。
一位了解调查的人士说：“这些银行聘用的有内地背景的人中，大多数都很有来头，这显然是这些人被聘用的因素之一。但一般来说，他们都在美国顶级大学里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经验丰富，本身就有很高的资质。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很难说聘用他们有腐败的原因，也很难证明仅仅因为聘用这些人，银行就赢得了业务。”
但在某些角落，确实存在有交换条件嫌疑的不恰当现象。汇丰(HSBC)曾考虑聘用太子党，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汇丰亚洲的一位董事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确实让汇丰处于劣势地位。”
还有人认为，在各银行“争宠”的过程中，某些中国人手握筹码，银行则是他们所施加压力的受害者。另一位资深中国银行家说：“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他指出，本地监管者会惩罚那些拒绝给他们好处的人，比如说为他们在美国大学的亲戚缴纳学费。
任克英加入贝尔斯登之后，该公司赢得了一些业务，比如广深铁路(Guangshen Railway)上市，还帮助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筹资20亿美元，从中分得一杯羹。但她在贝尔斯登的作为空间是有限的，因为与高盛或者摩根士丹利这类竞争对手相比，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和银行家队伍都不够强大。
且不说她的人脉有多大作用，但毫无疑问她本人也是有顽强干劲的。
认可任克英成功的竞争对手中，就包括花旗集团旗下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高管。该公司当时的一位资历最深的高管说：“我们一直在流失业务，而她在贝尔斯登的工作却如此卓有成效。”
所罗门兄弟在2001年决定聘用她。参与决定聘用任克英的一位所罗门兄弟前高管说：“中国官员都将业务给自己的亲戚。在中国招人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聘用有合适关系的人。”
在花旗，任克英成为了终极呼风唤雨者。花旗从排名十名开外的承销人上升到前三位，在股票发行业务中占30%的份额，其中任克英是功不可没。在赢得一系列上市业务的过程中，她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民生银行(Minsheng Bank)、中国网通(China Netcom)以及中国人寿(China Life)。中国人寿35亿美元的股票发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正是由于这笔业务，花旗2003年在业内夺冠。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任克英就在花旗内部引起争议。花旗与规模小又杂乱无章的贝尔斯登大不相同，它规模更大，更有政治性和官僚做派。时任花旗亚洲机构客户集团(Asia Institutional Clients Group)主管的麦睿彬(Robert Morse)，是任克英的拥护者。但其他人却反对她。上述所罗门兄弟前高管回忆说：“她有功劳，但也引发争议。”
2004年6月，花旗给高管们发了一份简洁的备忘录，称已经让任克英停职，“原因是她向公司和监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任克英辞职，但后来SEC监管者们表示，他们没有找到对她采取行动的理由。
那个时候，报道称停职与SEC对中国人寿上市的一项调查有关，但消息人士指出，任克英的离去与此次IPO没有直接的联系。任克英和花旗从未对此事做出任何评论。他们也拒绝为本文提供评论。
也有人认为，此事涉及到的不是中国人寿，而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诸多高管当时和后来都说，建行曾计划在香港上市，并将花旗纳入承销团队中，而任克英则直接参与了该计划。
具体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晰。他们补充说，建行最初将花旗纳入承销团队，主要是以为这家美国银行将持建行5%的股份。花旗的这位高管说：“花旗希望投资收购股份，并且在最高层对此进行了探讨。但有人却抢在了花旗前面。”
时任花旗首席执行官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就是力主在亚洲投资的人之一。但消息人士说，普林斯最高只想支付股份的账面价值，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却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因此美国银行既获得了建行的股份，也获得了该行上市的承销业务。之后这笔持股让它获利逾300亿美元，今年夏天它将建行股票出清，兑现全部收益。在太子党黄金时期能赚到多大的钱，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钦佩任克英的唐伟认为，任克英成了替罪羊。
唐伟说：“在投行，多数人都是被自己人捅刀子。在花旗，人们都在寻找借口让她走人。她是被自己人捅了一刀。”
在任克英离开之后，美林(Merrill Lynch)向她发出了邀请。据说，这一决定在美林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任克英2009年离开美林，在香港加入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但2012年10月又回到了美林。美林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赋予任克英早期成功和卓越的时代即将结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陈志武说：“问题是，随着这类业务成为过去，太子党时代是否也将结束。”
现在任克英远没有那么大的争议了。美林的一位高级银行家指出，她已经成为该公司受人尊敬的资深人物。
这位银行家补充说：“人们纷纷求教于她的经验。”
补充阅读：私募股权——本地公司开始生根
随着大型上市业务黄金时期、以及针对西方大型银行的监管冲击结束，太子党们也在前进。
现在很多年轻一代太子党都倾向于为新的、本地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前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就是这一代人中最早的一个，2005年他创建了投资基金新天域(New Horizon)。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毕业于哈佛大学(Harvard)，在离开高盛香港办事处之后，加入中国投资公司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Boyu Capital Advisory)。
博裕在筹资方面没有困难，包括从香港大亨李嘉诚(Li Ka-shing)获得投资。获取业务方面也没有困难，即便其国际竞争对手在抱怨业务机会太少。
一些人看到了中国一个更加广泛的趋势：本地私募股权公司正在取代西方竞争者。诸如凯雷(Carlyle)和TPG等私募股权公司，曾从对中国公司的投资中获得巨大收益，比如对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China Pacific Insurance)或者深圳发展银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的投资。但西方大集团的这类投资可能已经成为过去。
这或许并不太令人意外。中国人现在更精通金融了，也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中有多少金矿可挖。
译者/何黎
（我写出来以后就又看到了，但是再打开又断了，也即其他人还是看不到）
2013年11月21日 07:23 AM
西方投行中的中国“太子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唐伟(Donald Tang)被派往香港，创办美国证劵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驻港办事处。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中国刚刚探索出公开上市股票这一借鉴资本主义的做法，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公司股票上市的竞争非常激烈。
唐伟希望在这个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中国内地长大，在美国学习，毕业之后就在刮起中国热的华尔街工作。然而，与很多其他加入大型投行的内地中国人不同的是，唐伟没有什么背景。
但在贝尔斯登这却不是问题——这家公司恰恰对自己毫无章法的圈外形象引以为豪。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吉米•凯恩(Jimmy Cayne)认为，唐伟具备在贝尔斯登大有作为所需要的渴望成功、意志坚定的品质。
唐伟或许没有家族关系，但他知道如何找到这样的人。他听说在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纽约办事处有个中国女人，她是中国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广东一位中共高官的女儿。唐伟知道，他希望任克英(Margaret Ren，见图右)加入他的团队。当她加入贝尔斯登香港办事处的时候，她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个“太子党”。
唐伟需要同样渴望成功的人。当时任克英在基德尔皮博迪的年薪是15万美元左右。但当她接受分配给她的职责，为贝尔斯登在香港拉来利润可观的上市业务时，她的部分报酬来自佣金。一位在香港和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银行家说：“她知道如何操作这个体系，她让整个体系运作起来，她是先驱者。”
当时赵紫阳被软禁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就一直处于软禁中。但唐伟深知，这让任克英在中国人眼中更有吸引力。他说：“去看她是表达对她公公的同情和尊敬的一种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任克英“开了先河”之后，美国投行招募的“太子党”（拥有家族关系的中国精英人士）越来越多。所有美国大银行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花旗集团(Citigroup)、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摩根大通(JPMorgan)。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前总理温家宝和朱镕基，都有儿女或者孙辈曾在外国投行或者它们的内地合资公司工作过。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曾供职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见上图右)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中文简称中金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曾是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公司。（2010年摩根士丹利将持有的中金股份卖给了德州太平洋集团(TPG)和Kohlberg Kravis Roberts（简称KKR）。）
但帮助中国国企上市那种数十亿美元大业务的时代结束了。太子党的时代也行将结束。
中共刚刚举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急切希望消除人们的一种看法，即特权精英阶层从30年改革中获得了超常的好处。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宣称要严惩官员腐败。
美国证交会(SEC)对摩根大通聘用两位出身名门的中国内地人开展的调查，也可能加速太子党时代的结束。SEC正在调查，聘用他们是不是为了从中国铁道部和中国“第二梯队”银行光大银行(Everbright Bank)获得利润丰厚的业务。
这一调查发现了一些内部文件，显示新聘用的人员与摩根大通努力赢取的业务有联系，让人质疑这些人获聘是任人唯贤还是仅仅因为他们的背景，如果是后者，则可能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摩根大通表示他们正在全力配合SEC。此外，江泽民、温家宝、朱镕基的后代及聘用他们的投行，都没有被指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很多人认为，SEC对摩根大通聘用太子党的调查将不会有什么结果。
可能会让这类调查更加复杂的事实是，很多太子党都具备卓越的资历，比如常春藤(Ivy League)教育背景。
一位了解调查的人士说：“这些银行聘用的有内地背景的人中，大多数都很有来头，这显然是这些人被聘用的因素之一。但一般来说，他们都在美国顶级大学里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经验丰富，本身就有很高的资质。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很难说聘用他们有腐败的原因，也很难证明仅仅因为聘用这些人，银行就赢得了业务。”
但在某些角落，确实存在有交换条件嫌疑的不恰当现象。汇丰(HSBC)曾考虑聘用太子党，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汇丰亚洲的一位董事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确实让汇丰处于劣势地位。”
还有人认为，在各银行“争宠”的过程中，某些中国人手握筹码，银行则是他们所施加压力的受害者。另一位资深中国银行家说：“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他指出，本地监管者会惩罚那些拒绝给他们好处的人，比如说为他们在美国大学的亲戚缴纳学费。
任克英加入贝尔斯登之后，该公司赢得了一些业务，比如广深铁路(Guangshen Railway)上市，还帮助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筹资20亿美元，从中分得一杯羹。但她在贝尔斯登的作为空间是有限的，因为与高盛或者摩根士丹利这类竞争对手相比，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和银行家队伍都不够强大。
且不说她的人脉有多大作用，但毫无疑问她本人也是有顽强干劲的。
认可任克英成功的竞争对手中，就包括花旗集团旗下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高管。该公司当时的一位资历最深的高管说：“我们一直在流失业务，而她在贝尔斯登的工作却如此卓有成效。”
所罗门兄弟在2001年决定聘用她。参与决定聘用任克英的一位所罗门兄弟前高管说：“中国官员都将业务给自己的亲戚。在中国招人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聘用有合适关系的人。”
在花旗，任克英成为了终极呼风唤雨者。花旗从排名十名开外的承销人上升到前三位，在股票发行业务中占30%的份额，其中任克英是功不可没。在赢得一系列上市业务的过程中，她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民生银行(Minsheng Bank)、中国网通(China Netcom)以及中国人寿(China Life)。中国人寿35亿美元的股票发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正是由于这笔业务，花旗2003年在业内夺冠。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任克英就在花旗内部引起争议。花旗与规模小又杂乱无章的贝尔斯登大不相同，它规模更大，更有政治性和官僚做派。时任花旗亚洲机构客户集团(Asia Institutional Clients Group)主管的麦睿彬(Robert Morse)，是任克英的拥护者。但其他人却反对她。上述所罗门兄弟前高管回忆说：“她有功劳，但也引发争议。”
2004年6月，花旗给高管们发了一份简洁的备忘录，称已经让任克英停职，“原因是她向公司和监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任克英辞职，但后来SEC监管者们表示，他们没有找到对她采取行动的理由。
那个时候，报道称停职与SEC对中国人寿上市的一项调查有关，但消息人士指出，任克英的离去与此次IPO没有直接的联系。任克英和花旗从未对此事做出任何评论。他们也拒绝为本文提供评论。
也有人认为，此事涉及到的不是中国人寿，而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诸多高管当时和后来都说，建行曾计划在香港上市，并将花旗纳入承销团队中，而任克英则直接参与了该计划。
具体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晰。他们补充说，建行最初将花旗纳入承销团队，主要是以为这家美国银行将持建行5%的股份。花旗的这位高管说：“花旗希望投资收购股份，并且在最高层对此进行了探讨。但有人却抢在了花旗前面。”
时任花旗首席执行官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就是力主在亚洲投资的人之一。但消息人士说，普林斯最高只想支付股份的账面价值，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却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因此美国银行既获得了建行的股份，也获得了该行上市的承销业务。之后这笔持股让它获利逾300亿美元，今年夏天它将建行股票出清，兑现全部收益。在太子党黄金时期能赚到多大的钱，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钦佩任克英的唐伟认为，任克英成了替罪羊。
唐伟说：“在投行，多数人都是被自己人捅刀子。在花旗，人们都在寻找借口让她走人。她是被自己人捅了一刀。”
在任克英离开之后，美林(Merrill Lynch)向她发出了邀请。据说，这一决定在美林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任克英2009年离开美林，在香港加入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但2012年10月又回到了美林。美林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赋予任克英早期成功和卓越的时代即将结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陈志武说：“问题是，随着这类业务成为过去，太子党时代是否也将结束。”
现在任克英远没有那么大的争议了。美林的一位高级银行家指出，她已经成为该公司受人尊敬的资深人物。
这位银行家补充说：“人们纷纷求教于她的经验。”
补充阅读：私募股权——本地公司开始生根
随着大型上市业务黄金时期、以及针对西方大型银行的监管冲击结束，太子党们也在前进。
现在很多年轻一代太子党都倾向于为新的、本地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前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就是这一代人中最早的一个，2005年他创建了投资基金新天域(New Horizon)。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毕业于哈佛大学(Harvard)，在离开高盛香港办事处之后，加入中国投资公司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Boyu Capital Advisory)。
博裕在筹资方面没有困难，包括从香港大亨李嘉诚(Li Ka-shing)获得投资。获取业务方面也没有困难，即便其国际竞争对手在抱怨业务机会太少。
一些人看到了中国一个更加广泛的趋势：本地私募股权公司正在取代西方竞争者。诸如凯雷(Carlyle)和TPG等私募股权公司，曾从对中国公司的投资中获得巨大收益，比如对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China Pacific Insurance)或者深圳发展银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的投资。但西方大集团的这类投资可能已经成为过去。
这或许并不太令人意外。中国人现在更精通金融了，也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中有多少金矿可挖。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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