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26
One red princeling Hu Shiying posted a photo of a private gathering of China's red princelings, in which a infamous red guard Song Yaowu appeared.
The party was hosted by Xi Jinping, then CCP Party Boss in Zhejiang Province. Others appeared in this photo includes Bo Xicheng (son of Bo Yibo and brother of Bo Xilai), Liu Yuan (son of Liu Shaoqi), Wang Qishan (son in law of Yao Yilin), Yang Li (daughter of Yang Shangkun), Chen Yuan (son of Chen Yun) among others. Song Yaowu is the women 4th from left in the front. Xi Jinping is 3rd from right in the second row.
So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d Guard Deng Rong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killed their teacher Bian Zhongyun, the first teacher to be killed by students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cident opened an era when red guard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take over schools by violence. Many more teachers w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e of those from whom Hu Jie got evidence was another teacher at the school, Lin Mang.In the film Lin states that the Red Guards beat Bian Zhongyun in a toilet room. He described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s a tall, thin girl. Lin also stated in the film that Red Guards forced him to carry Bian's body after her murder.
Based upon subsequent additional credible evidence received,the tall, thin girl who Lin saw beating Bian was Liu Tingting, daughter of Liu Shaoqi, the president of China.
徐静蕾的情人http://amocualg.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99.html老芒克、王朔、叶大鹰(这人是中共权贵子弟跟六四屠夫之一李鹏家族是亲家关系)、何平、三宝、郑均、张亚东、黄觉、韩寒、佟大为、姚秀强（信息时报编辑,后辞职在新浪网站当编辑）、李琛（徐静蕾的前经纪人）、、、、、、
个个都是找情人、包二奶、玩劈腿的男人
邓小平家族及跟邓小平家族有关且有共同利益的其他家族，你们全都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死无葬身之地才最好！
没有人为了捍卫革命而建立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实施酷刑的目的就是实施酷刑。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你们常这样说，控制物质的权力不重要
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控制物质的绝对权力
真正的权力，我们日夜争取的权力，并不是控制物质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类的权力
一个人怎么能用权力来控制别人？
通过使他受苦
服从并不足够，除非给他苦吃，否则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还是他自己的意志
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
你正在幻想世界上有所谓人性
人性将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愤怒
会起来反对我们
但是人性是我们创造的
今天，中国人对“文革”认知的混乱，其中既有官方刻意为之的因素，比如官方至今不肯承认“文革”期间发生的所有恶性暴力事件，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以革命之名义指使、煽动、鼓励和纵容的，是中共政权长期以来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全面广泛的政治动员、直接鼓动的结果。官方不肯检讨，当然是出于政治合法性的考虑，如果对毛泽东的恶魔行径进行深刻揭露，而不是用晚年错误、三七开之类与中共政治的体制之恶切割开来，中共政权将会陷入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困境。
毛的惯用手法是今天用甲打乙，明天又用丙来打甲。前一阶段这批人是“革命闯将”，下一阶段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因此，“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两重性，这段时间属于整人者，下一段时间就成了被整的人。“文革”结束后，除了最后一批“文革”掌权者“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之外，不少人都可以列举某阶段的受害事实，让自己以“受害者”面目出现。
在中共当局坚决不肯清算“文革”国家之罪之时，个人对参与“文革”的罪错进行反省与忏悔，为中国人认识“文革”开启了一扇小窗。但如果把认识“文革”的问题简化为个人忏悔，忘记或者忽视那是国家之罪，则是一种对历史极不负责的态度。一个刻意逃避历史责任的民族，注定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我看傅高义的邓小平传，其中就提到邓小平也是反右的急先锋
但没有披露更多细节
http://cn.epochtimes.com/gb/14/1/14/n4059303.htm%E7%BA%A2%E4%BA%8C%E4%BB%A3%E9%81%93%E6%AD%89%E6%89%93%E5%BC%80%E6%96%87%E9%9D%A9%E7%BD%AA%E6%81%B6%E6%BD%98%E5%A4%9A%E6%8B%89-%E5%9B%BD%E6%96%B0%E5%8A%9E%E5%AF%86%E4%BB%A4%E6%9B%9D%E5%85%89.html
姚监复也透露，在卞仲耘事件中，还有邓小平的后代邓楠、邓榕都在参与，但至今未见他们发声。早前中国知名学者章诒和在其著作《伶人往事》中，表示亲眼目睹卞仲耘遭受暴力的情景，指行凶者为中共前领导人女儿；王晶垚在早前在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Mao-A Life, Mao Is Not Dead》中，也曾明确表示邓榕参与了当时的殴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E%E4%BB%B2%E8%80%98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该校就读。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关联。
很多人混肴文革中的重大原则问题
一：两个司令部--文革前期的确存在，红卫兵的行为绝大多数出自于刘少奇司令部而不是毛泽东司令部。尤其是所谓“老兵”--演化成联动分子，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在市委工作组的领导下成立的。而当时的工作组无一不是按照刘邓的意见，是各级党委向学校委派的。
从《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五一六通知开始至八月三十一日，文革的骨干不是红卫兵，主导不是毛泽东恰恰是刘邓彭真们这些有过打家劫舍经历的老革命们的集体行为，他们只不过是指使其子女们组成的红卫兵继续了他们的本性行为。
二：《炮打司令部》之后毛泽东集团，逐渐地掌控了文革运动，并将运动重点转向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的文革运动开始摈弃了抄家，斗争“黑五类”等行为，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当权派们的批斗，并因斗争对象的争议转成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武斗。
三：那些“革军，革干”子女基本都是积极参与了文革的由“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针对广大群众，文化科技界人士等的暴力，抢劫等种种恶行；而当运动的对象转向他们的父辈时，他们都演化成偷鸡摸狗，刨绝户坟，踹寡妇门的社会痞子。
凡是对中共自它诞生以来的真实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上世纪中共领导集团几乎全是由一伙凶残、灭绝人性、无法无天不顾人类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良知、蔑视人类普世价值、蔑视个人的权利、尊严和生命、冷酷无情、自私贪婪的人组成的一个类似黑社会帮伙的集团。它们的行为不受法律、道德和良心的约束，在这些方面这个凶残冷酷、无法无天的帮伙，连黑社会的帮派都不如，像民国时代的青、红帮他们还有自已的帮规，还有自已的道德底线，帮会成员不论地位高低都知道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而中共领导集团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和实现其那些好大喜功的荒诞的世界共产革命的目标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中共领导集团这个帮伙，从井岗山时代起便是由一帮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野心家、土匪、军阀和政客所组成，其内部为争权夺利，充满了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中共美其名为：路线斗争）。这个帮伙内部充满欺诈、告密、暗杀、造谣中伤、诬陷、拉帮结派……。在这样一个帮伙之中，在这样阴险、残酷无情的环境之中，试想一下：一个品格高尚、一心为国为民、毫无私心、能力出众的人能否存活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而邓小平置身于这样一个帮伙和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之中达数十年之久，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身居要职，最后竞成为中共政坛的太上皇操纵中国政局近二十年。由此便不难判断邓的思想、人品是什么货色。
写到这里我想对于中共领导集团这一帮人，很难在现有的汉字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字来形容，建议文字学家应该模仿“蛊”字的来源创造出一个新字：那就是在“皿”字上面加一个“众”字来形容这帮人就再恰当不过了。（注：1）
邓小平（后文简称：邓）长期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作为毛的帮凶和打手，邓积极参与了中共历史上历次残酷的狗咬狗式的帮派斗争。“解放”后：邓作为毛得力的帮凶和打手积极主导了土改对地主、富农灭绝人性的残酷屠杀、斗争和土地财产的剥夺瓜分（被杀害和被迫自杀的地、富分子约二百万人）；对高岗、饶漱石、潘汉年……的斗争迫害；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斗争、迫害（打击、迫害对像主要针对以胡风为主的文艺界知识份子共三千余人）；积极参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约一百五十万—二百万民国时代军政人员和无辜民众被处决、关押、迫害）；1953—1956年邓积极支持并实施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导致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民用工商业的大倒退，全国出现粮食、食品、工业日用品供应紧张的局面；邓秉承毛的旨意主持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邓当时任全国“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对全国广大的知识份子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迫害，致使二百─三百万中国知识界精英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判刑、被判“劳动教养”或被遣送荒漠、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使全国政治思想界呈现一片万马齐谙的恐怖局面（当局仅承认划了五十五万名右派份子）。
直到胡耀邦主持为“右派份子”全面平反时，邓仍顽固地坚持当年的“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一点的观点，为此，邓坚持不给罗隆基等五名大“右派份子”平反，以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在1958年，邓追随毛大力鼓吹并实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和在1958年实现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经济平衡严重失调、森林植被、生态环境遭毁灭性破坏、物资极度匮乏、工农业生产大倒退、粮食奇缺，以致在1959—1961这三年全国因饥饿死亡的人数达3,750万人（这是按官方统计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据杨尚昆（前国家主席）透露，这三年光四川省就饿死了1,200万人，安徽、河南每省饿死的人都在600万人以上，就连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南也饿死了近300万人，按此估计，全国在这三年饿死的人数应在5千万—6千万左右（由于当局至今不敢公布当时有关饿死人的统计资料，以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真实可靠的数字，即使公布了这些统计资料也难以统计出有关这三年饿死人的真实可靠的数字，因为按照当局对这类“坏事”通常都是隐瞒、缩小的传统，所以那时的统计数据也是被大大缩小了的非真实数据，所以说几乎不可能有一个有关这三年饿死人的准确数字）；邓在1959年中共的庐山会议上积极追随毛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无情的打击、诬陷、迫害，并秉承毛的旨意和他人一起污蔑彭等要搞军事政变，邓成为毛最得力的打手与奴才；邓在1962年元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地方干部对1958年以来，以毛为首的党中央好大喜功的瞎指挥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并把责任推给下面各级干部的做法表示不满，并要求追究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责任时，邓在会上发言继续吹捧毛和“毛泽东思想”并为毛开脱罪责以讨毛的欢心。
袭卷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共产极权统治已濒临全面崩溃的边沿的国际大趋势，看看全国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要民主、要自由、要求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邓清醒地意识到中共和他个人的极权独裁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维护中共和邓个人的极权独裁统治和中共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邓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本着他那为了维护中共和邓个人的极权独裁统治和统治集团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一贯的行事方式，才作出调动军队对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进行镇压和屠杀的决定。
此外，邓作出对游行示威的学生民众动用武力进行镇压、屠杀也不是一念之差作出的错误决定，而是邓一贯视人民如草芥、一贯漠视民众的生死的冷漠本性必然会作出的决定。与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和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相比，数千万人的生死邓都可以置于不顾，更何况天安门广场数千学生民众的死伤。从最近披露的一份资料上看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时期的一九六0年，各地有关大量饿死人的报告如雪片般飞向党中央，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出席的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等人，会议是商讨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情况下，是否应把国家掌控的五百四十余万吨储备粮开仓发放给奄奄待毙的饥民。按常理，所谓储备粮不就是用来应付灾荒、战争等不时之需的吗？既然全国已饿死了上千万人，还讨论什么？尽快按各地的实际需要将救命粮发放下去，不就可以挽救数以千万计的饥民们的生命吗？（按照当时的情况，每发一吨粮食至少可以挽救大约十个人左右的生命，一吨粮十个人平均每人二百斤，按一年计算，每人每天有五.四八两，再加上饥民们原有的每人每天三到四两，这样每人每天至少有八到九两粮食，便可以免强维持生命不致饿死）。
而据李志绥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英文版中记载：“在1959年中共高层召开庐山会议，内斗激烈，结果为民请命的彭德怀惨遭清洗出局，一场内斗天昏地暗，中共高层人物中唯独邓小平没有现身，原来在此之前邓小平因打台球摔断了腿被迫留在病房，幸运的躲过了庐山风波。
“但隐身病房的邓并不安分，竟与一女护士勾搭搞大后者的肚子，奸行败露，该护士遭邓妻卓琳赶走，并为强制堕胎。”
邓卓棣原名邓小弟，为邓小平之子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期间所生，拥美国籍。他于1988年被父母带回国，对于外界的质疑，据传邓小平曾当时就发飙说：「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邓卓棣就此一直在邓小平膝下成长，因其前面已有三个外孙女，邓小平唤其为「小弟」，生前最后时光，走到哪里抱到哪里。
邓小弟在美国的名字叫David Zhuo，跟奶奶卓琳姓，这个名字前年伴随一起性骚扰女同事的传闻曝光。海外网站曾接到匿名举报，指他在杜克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在华尔街一家律师楼工作，2011年9月在与一刘姓中国女同事去新泽西州处理遗产案时，被指性骚扰对方，而遭警方拘留，次日获释，以20万美元私下和解后，两人双双辞职，女方远走德国。但这则消息至今未被证实。
1966年底的“文革”高潮时期，各级党政机关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很快毛泽东就于1967年1月下令动用军队“支左”，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以恢复国家机器的运转，保证毛对局势的控制。于是军队干部成了各级“革委会”──新的国家机器──的主要负责人；军队还对公安、法院、监狱等重要的国家机器组成部份实行了军管。为了让军队控制局面，毛还赋予军队在“支左”中开枪“镇压”的权力。中共的军队历来深受“阶级斗争”教育的熏陶，服务于党的政治斗争目标，因此，在军队官兵看来，由党团骨干、武装民兵组成的群众团体（多半是“保守派”）自然是他们应当支持的“左派”，而敢于挑战军管权力的群众团体（往往是“造反派”，其成员又有不少人出身于“黑五类”）无疑属于他们要镇压的“反革命”。“文革”中因军队开枪镇压而发生了一系列血案。
案例之一：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制定了屠杀在军区大院门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计划，该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故意开枪打死了内蒙古师院的学生韩桐，这是“文革”时期军队杀害平民的第一枪。幸好当时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非常克制，内蒙古军区预谋的屠杀才没有进一步扩大。
案例之二：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在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批准下，调动13个连的军队向占领西宁《青海日报》社的学生“造反派”开枪开炮，当场打死174人，打伤204人。
案例之三：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它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5]
案例之四：1968年7月至10月，广西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等人经中共中央同意，调动数万军队，连同武装民兵，对广西的反对派“四·二二”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同时在农村大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仅据今天在官方内部材料上可查的数字，被杀者达11万之众。
军队还参与了其它类型的屠杀案件。例如，1975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出动5个师级单位共上万人的野战部队，以镇压“民族叛乱”的名义对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杀死村民不下千人，还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16] 1967年8月28日，经康生批准，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一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成员101人，打伤132人。
虽然这些案件本身在80年代都彻底平反了，但血案制造者并没有真正受到法律制裁，而且，为了维护执政党的威信，对相关案件真相的讨论仍然是禁区。
